我国是全球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流域面积50km²及以上河流45203条，常年水面面积1km²及以上湖泊2865个。河湖水系相互交织，形成复杂多样的河网格局和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水系网络，与国家民族及沿河区域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紧密关联，如慈母般温润而坚韧，滋养着两岸生灵，承载着文明薪火，深深融入民族的血脉记忆，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部分流域河湖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河道断流、湖泊萎缩等问题日益突出，河湖生态功能持续退化。这一状况不仅威胁供水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防洪安全，更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指引下，针对河湖生态系统存在的河道断流与湖泊萎缩干涸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让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母亲河复苏行动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辽等5个流域片区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河长约1.4万km。母亲河复苏行动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4年年底，88条母亲河中已有74条河流实现全线年之久的西辽河干流首次实现全线过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是“母亲河复苏行动”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母亲河复苏行动凸显了人们看待河流、治理河流的观念转变，是河流伦理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典范案例。本文从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中选择京杭大运河作为代表性河流，分析人类与河流关系的演进历程，剖析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伦理决策变革与创新举措，解析推进实现人与河流的和谐共生、推动实现母亲河复苏的伦理逻辑及其启示。
京杭大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直辖市），纵贯中国华北大平原，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4km，大体可以划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等7段。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已与沿岸人民高度融合，形成生命共同体，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历史见证，也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京杭大运河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着各异的重要角色，发挥着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为满足军事行动中运输军队和物资的迫切需求，吴国率先开凿邗沟，成功连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吴王夫差借此水运通道，得以挥师北上讨伐齐国。邗沟的开凿也成为早期运河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后世运河发展奠定基础，开启了人工运河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先河。
隋唐时期，大运河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贯通南北的漕运大动脉，维系国家经济运转的关键命脉。南方盛产的粮食、精美绝伦的丝绸、清香四溢的茶叶等物资，借助运河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不仅为朝廷物资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更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的深度交流与互补。与此同时，人员与物资的频繁往来，也加速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有力推动了全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一时期，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生计，人类与运河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宋元时期，大运河持续发力，成为驱动区域经济交流与商业繁荣的核心引擎。依托运河便利的水运条件，大规模商业贸易蓬勃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全国经济联系的紧密度，运河沿线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走向繁荣。扬州、杭州、苏州等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商业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城依河兴，河随城盛”的景象。人与运河的互动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更延伸到文化领域。运河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戏曲、手工艺、饮食文化等在南北之间交流，在运河沿线碰撞融合，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人类通过运河促进文化共生的智慧。
明清时期，大运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仅是国家财政运输的坚实保障线，更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重要纽带。漕运制度在此期间走向成熟，京杭大运河作为漕运中枢，每年将数百万石物资运往京城，稳固国家经济根基。物资与人员的流动，催生出独特的运河文化，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但随着运河被纳入国家统治体系，其功能负荷渐达极限。为保漕运畅通，朝廷过度截留水资源，导致运河与农业灌溉用水矛盾加剧；加之运河与黄河交汇，漕运与治黄矛盾日益突出。
近现代以来，铁路、公路兴起，大运河传统航运功能减弱。至清后期，清政府停止全面疏浚，部分河段因缺乏维护逐渐淤塞。1855年8月，黄河在河南兰考县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洪水进入山东境内的运河段，夺大清河入海，原苏北黄河断流，直接导致大运河以山东黄河为界，南北阻断，船只无法穿行通过。1901年漕运悉行停止，1905年裁漕运总督，1908年裁各省督粮道，自此京杭大运河黄河南北通航中断。民国时期虽有运河整治计划，但受战乱影响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以南河段仍承担交通运输功能，黄河以北河段也得到整治，但受历史、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京杭大运河始终未能全线通水，尤其是黄河以北段，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
当代，京杭大运河作为珍贵文化遗产备受瞩目。人们深刻反思过度开发，积极平衡保护与利用，重塑人水和谐关系。随着大规模修复保护工程的推进，运河文化与生态价值日益凸显，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见证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发布，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保护传承新征程。2022年，水利部门统筹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供水、引黄水等多水源，向黄河以北707km河段补水，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年持续推进补水工程，至2025年，京杭大运河已连续4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焕发全新生机。
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基于人工开凿的、线性的、活态的、流动的宏伟巨制，从邗沟到隋唐运河，到京杭运河，再到现代运河体系，这一特性贯穿其千年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及文化传承。
进入新时代，大运河保护传承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人类对运河的认知从单纯的资源利用转向生态文明构建的全新阶段。这一转变要求我们以河流伦理为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运河的关系：在价值判断层面，需打破经济利益至上的单一思维，确立维护运河流动与活态特性的价值标准与伦理担当；在实践路径上，需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文化传承为灵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运河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的协调统一，推动大运河在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历史与未来的和谐共生。
京杭大运河不同于天然河流，它是人类依据地理、经济、军事等需求，对自然水系进行改造与连接的产物，“人工创建”是最鲜明的特征。基于传统工程学的理论，“人工创建”的工程有其生命周期，京杭大运河作为一项伟大的人工工程，也不例外。历史在发展，国情、河情、水情在变，运河的环境条件及对运河的功能需求也在变。京杭大运河如何存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1）基于传统工程思想，部分观点认为，京杭大运河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京杭大运河黄河北段曾长期断流，恢复其全线流动需依赖大规模调水工程，这必然加剧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当前，主要依靠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河北与山东等地水库进行生态补水，而这些地区水资源本就处于紧平衡状态，大运河补水需求将直接挤占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份额。与此同时，生态补水工程需持续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和水源调度，且需长期维持专业人力运维，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此外，由于涉及复杂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对调水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难度极大，如何确保调水工程的投入产出平衡，面临诸多挑战。
如果说，河流有其生存与健康生命的权利，乃至其复苏再生的权利。这里所谓的“河流”，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天然河流。天然河流具备独立的水文循环系统和完整的生态链条，拥有自我修复与再生的能力，因而常被赋予健康生命的概念。相比之下，京杭大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线性工程，其水源补给依赖外部调配，缺乏独立的产流区域。长期的人工干预使得运河生态系统高度人工化，两岸植被、湿地等生态要素多为人工改造产物，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完整性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属性差异使得天然河流保护的伦理原则和技术路径难以直接用于大运河的治理与保护工作。
因此，部分观点认为，基于工程规律与现实条件，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代价使其贯通复流。
（2）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智慧与工程技术的结晶，更是一部镌刻着民族记忆的立体史书。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大运河已不是一条单纯的人工河流，它既是工程层面的历史遗存，更是精神层面的文明传承。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对大运河活态修复与持续通水的争议，本质上是人类对这条千年水道存续模式的深度思辨，以及对其现代化转型路径的理性探索。这不仅关乎运河功能定位、资源利用方式的权衡，更折射出人类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程中，对河流伦理的认知迭代与价值抉择，深刻体现了当代社会在历史传承、现实需求与未来责任间寻求平衡的伦理自觉。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这条千年水道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认可，也由此掀起了持续升温的运河文化热潮。然而，大运河沿线区域是一个复合社会生态系统网络，随着关注度与开发需求的不断攀升，大运河在保护、传承与利用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既要保护好大运河生态空间，守护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原真性与完整性，又要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民生改善的现实需求；既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对运河生态系统及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又要探索可持续的利用模式实现运河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提升与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再生；既要维护水利、航运等在用功能，又要不改变运河原状，尽最大努力加以保护，使其扰动最小化，协调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这一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护”与“用”。如何破解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在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中找到平衡点，是新时代大运河保护与发展亟待回答的关键命题。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并要求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高位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指明了方向。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提出坚持以文化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原则；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清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布局和规划分区，既突出了文化遗产的核心地位，又考虑到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纲要》为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明确了总体思路和步骤路径。
《纲要》将大运河定义为“流动的文化遗产”，强调保护并非简单的静态封存，而是要通过活态利用延续其生命力。水作为大运河的根基与灵魂，实现主要河段有水及生态改善，不仅是工作核心，更是沿线群众的迫切期盼。《纲要》明确提出，以实现主要河道全线有水、生态环境根本改善为治理目标，致力于重现“有水的运河”。同时，积极推动历史河道水利及航运功能恢复，创新采用“功能延续性保护”模式，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水利功能活化深度融合。
在复苏京杭大运河过程中，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的原则，强调保护、传承与利用的统一，强调各利益主体的责任义务，通过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让运河成为流动的河、安全的河、美丽的河、智慧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持续推进大运河遗产保护。为加强大运河遗产的保护，规范大运河遗产的利用行为，促进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12年文化部令第54号公布《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大运河遗产，包括隋唐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村镇，以及相关联的环境景观等，按要求实行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制度，分类制定保护措施。
（2）持续推进大运河保护立法工作。京杭大运河沿途各省市持续推进大运河保护立法工作，固化河流伦理相关理念要求。浙江省、河北省，以及杭州、绍兴、苏州、淮安、扬州、宿迁等市出台了相关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制定了相关政府规章。以河北省为例，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明确：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同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等相结合，加强大运河系统性、整体性保护利用；对大运河进行生态补水，保持大运河主河道及沿线主要河流基本生态用水；控制河道污染，改善大运河水质，恢复大运河生态；对河道内违法耕种的滩地进行退耕，对裸露河滩进行生态修复，对违法占用河堤的建（构）筑物进行清除。
（1）大运河申遗明确文化地位。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2006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全国政协派出考察团考察了30多个运河城市，发布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2013年1月底，国家文物局形成并向世界遗产中心正式递交了《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反馈意见，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将《中国大运河缓冲区界限管理细则》和《大运河环境景观保护与协调管理导则》两个文件作为补充文件。2014年6月20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顶层设计明确大运河健康权利。《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从此大运河从军事时代、漕运时代迈进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
《纲要》要求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纲要》以专门章节突出强调，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这三个层次深入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突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统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2020年，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大运河河道水系治理管护规划》，提出要把大运河打造成“流动的河、安全的河、美丽的河、智慧的河”和造福人民的“幸福的河”。
（1）改善河道水系资源条件。大运河黄河以北段所在的华北地区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之一，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超载，导致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多个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北运河、南运河等河道长期断流，卫河、卫运河等河道呈现季节性断流甚至长期干涸。面对这一形势，应结合大运河不同河段水资源条件及用水需求，落实以水定需、量水而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加强取用水总量控制，强化沿线地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沿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健全水资源优化调度配置体系，多措并举改善大运河水系资源条件，为恢复大运河生命创造基础条件。2022年以来，水利部联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直辖市），以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707km河段作为主要补水贯通线路，每年组织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日，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行动正式启动，4月28日，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补水期间，统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供水、岳城水库、密云水库、潘庄引黄，沿线再生水及雨洪水等水源，为京杭大运河累计补水8.4亿m³。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水面面积达到45.1km²，较补水前增加4.1km²。实施水源置换，累计引水3.4亿m³置换地下水取用，满足了沿线万亩耕地灌溉需求。同时，加强河道清理整治，排查整治河道内障碍物；强化水污染防治，严禁非法排污，加强水质监测，确保河道水质安全；加大管水护水力度，保障沿线年，继续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完善防洪排涝保障功能。大运河所经海河、黄河、淮河、太湖流
域是中国洪涝灾害频发、并发的地区。为根治水患，国家不断加大流域防洪排涝治理力度，大部分河段达到规划确定的防洪排涝标准，但仍存在突出薄弱环节：黄河以北段普遍存在河道淤积、堤防不达标、行洪能力不足等问题；黄河至长江段沿线地势低洼、排水条件差，区域防洪排涝能力不足；长江以南段沿线城市大包围和圩区建设条件发生变化，汛期大量洪涝水排入运河，导致运河水位过高，沿线防洪排涝压力大。为确保大运河防洪安全，实现人河互利，沿河各省（直辖市）以保障大运河及沿线城镇和重点文化遗产点安全为核心，以大运河河道整治为重点，统筹协调防洪与输水、航运，河道整治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关系，通过优化防洪排涝布局、完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强化洪水风险管理，对大运河及与其有水力联系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减灾能力，将大运河打造成一条安全长河。（3）促进岸线保护和服务提升。大运河部分河段存在岸线无序开发、侵占河湖水域问题，影响行洪、输水、通航等功能发挥。为维护大运河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权利，沿河各省（直辖市）严格大运河水域岸线空间管控，明确岸线功能分区和管控要求，规范运河岸线开发利用，推进大运河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强化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加强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着力恢复河道干净、整洁的面貌，使护岸成为大运河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4）加强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大运河水资源保护压力较大，黄河以北部分河段曾作为排污纳污河道，村镇段河道部分被垃圾侵占，水环境容量大大降低；黄河至长江河段沿线湖泊较多，南四湖湖内围网和湖岸围圩养殖，使得水体不同程度富营养化；长江以南段两岸工厂、企业集聚，部分企业污水排入河道，入河污染量大。沿河各省（直辖市）以维护大运河清洁性与生态流量为核心，保护好大运河水生态环境，按照构建贯通南北的绿色生态廊道的目标要求，以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河湖生态需水、重点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为重点，改善大运河水生态环境状况，保护和恢复大运河河湖基本形态，恢复大运河绿色生机，提升大运河水生态服务功能，打造“美丽运河”。
（5）创新河湖长制。沿河各省（直辖市）把京杭大运河纳入河湖长制工作范围。2024年11月，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黄河河务局、江苏省河长制办公室、山东省河长制办公室协商，率先建立了大运河管理保护“淮委+黄委山东河务局+苏鲁两省河长办”协
作机制。该协作机制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河湖长制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大决策部署，搭建流域区域协商协作平台，建立完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协作机制，统筹推进大运河（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段）河湖管理保护；聚焦大运河河道水系治理管护规划明确的重点任务，研究部署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理顺区域利益关系。4.推动大运河保护与区域发展相得益彰
大运河申遗以来，“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已成共识，区域协调发展展现生机，大运河保护和区域发展形成合力。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形成有机整体，大运河流域文化传承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沿线城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1）以运河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大运河申遗以来，沿河各省（直辖市）围绕京杭大运河开展运河文化公园、运河博物馆建设，集产业提升、文化展示、休闲文旅、生态修复于一体，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依托大运河建设的台儿庄古城为当地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了景区的经济效益。无锡江南运河文化公园占地面积约260亩、滨水岸线km，以“运河之源”为主题，活化利用大运河南岸旧厂区进行整体更新，规划出运河文化展示馆、运河创智汇、国潮美食工坊等项目板块以及大量公园绿地，成为无锡运河文化的新地标。
（2）推进航运绿色发展。自申遗以来，大运河黄河以南段通航水平不断提升，货运规模快速增长，在完善中国综合交通体系、发挥内河水运经济与绿色环保优势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局部航道不达标、部分桥梁通航净空不足、部分船闸通过能力趋于饱和、港口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航道畅通高效绿色发展水平有待提升。黄河以北大部分河段因水源不足，河道淤浅，目前处于断航状态。为进一步促进大运河航运绿色发展，航运管理部门以稳妥推进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适宜河段通航、黄河以南段及浙东运河航运提质升级、隋唐大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为重点，通过航道达标治理、港口提质升级、发展绿色船舶等手段，全面提升航运效能及服务水平。
之久的京杭大运河断流问题，流动生命线再现中华大地。大运河沿线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位）全部达标，有效保障了河湖基本生态用水。河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有水河长增加163.4km，水面面积增加16.6km²，浮游植物物种数上升，多样性指数增加，64%的监测断面水质类别有所改善，其他断面水质类别基本稳定。地下水有效入渗回补，沿线m，水源置换区深层承压水水位总体回升。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已达到设定的防洪标准，京冀段全线km实现通航。2.大运河贯通补水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
2024年，大运河贯通补水工作于2月下旬启动，3月20日实现全线日，长江水、黄河水、永定河水、滦河水、漳河水、当地雨水、再生水等各补水水源累计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补水15.36亿m³，完成计划补水量的181.8%。大运河沿线万亩农田灌溉，完成计划置换深层地下水灌溉面积的144.2%。补水行动为沿线省市时令抗旱灌溉用水、地下水超采治理提供了置换水源，改善了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水资源短缺、河湖断流萎缩状态，有利于持续缓解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引发的地下水超采、水生生物物种减少等问题。2025年全线月初。水利部联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直辖市），每年制定贯通补水方案，已将大运河贯通调水常态化。
以大运河申遗和全线贯通为契机，大运河的文化传承作用进一步体现，彰显“文化之河”。沿岸各地着力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多地联动共同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北京段禄米仓仓廒文物建筑、燃灯塔、永通桥等运河遗址得到修复，沿线遗址遗迹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北京、聊城、杭州等地建成一批大运河主题博物馆和特色专题文博场馆，全方位展示大运河的千年历史文化脉络；位于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通过科技手段打造互动式、沉浸式体验；杨柳青、台儿庄古城、周庄、南浔古镇、乌镇、西塘古镇等运河沿线特色古镇古村，成为旅游热点地区。大运河沿线各地还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底蕴，采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诠释运河文化，不断涌现出与运河主题相关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例如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歌剧《运之河》、舞剧《千年运河》、美术精品《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等。多维传承，流淌的“文化之河”赓续历史文脉，润泽百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