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某于2016年10月入职长春某木业公司，2020年4月调岗至库房部。2023年11月20日，公司公示待岗、放假通知，放假期间向员工发放生活费，标准为每月1880元。
放假期间，程某在2023年12月及2024年1月仍为公司提供了劳动，但从2023年12月起，公司开始拖欠工资。程某以公司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为由，诉至当地仲裁委，请求自2024年4月18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放假期间自己仍提供劳动的两个月的正常工资、其他放假期间的最低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共计3.6万余元。
公司称与程某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20年5月，且订立劳动合同时已明确约定冬休时间无工资，程某自2023年12月1日起并未提供任何劳动，其离职也为主动离职，公司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面对公司抗辩，我们准备了钉钉打卡截图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共44页，它们起到了重要的佐证作用。”程某的代理律师、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雨琦告诉记者，8页钉钉系统截图显示程某自2016年10月6日入职，由此可以确认双方自当日起至2024年4月17日提起仲裁之日止存在劳动关系；36页与同事和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则证明程某在2023年12月、2024年1月都在为公司提供劳动，这些证据均被仲裁委采信。
最终，结合程某提交的工资银行流水、个人参保证明、个税APP系统截图等证据，长春市双阳区仲裁委支持了程某主张2016年10月6日至2024年4 月17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裁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万余元、支付欠薪8600余元。仲裁裁决后，企业履行了支付义务。
据王雨琦介绍，在她代理的另外一起讨薪案中，4名直播从业者因为不会整理证据资料，曾被仲裁委驳回了讨薪请求。该案中，因为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也是通过微信不定期零散发放，很难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和确定工资数额。后来，王雨琦指导几人通过搜集整理微信聊天记录、小视频、朋友圈信息等证据，在法院实现立案，并胜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以微信记录、钉钉打卡等为内容的证据在民事诉讼证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王雨琦说。
王雨琦告诉记者，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考勤打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都会在诉讼中被法院采纳。比如微信聊天记录可能因为内容单一且存在歧义，无法充分证明劳动者的主张。
2020年，在吉林省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劳动者许某的一项诉求是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6.2万余元，为此提交了一份微信打卡记录。仲裁委和一审法院均驳回了许某的这一诉求。
延边州中院审理认为，许某仅提交了一份微信打卡记录，证明其在2019年11月加班73分钟、12月加班65分钟，但未能证明具体加班次数与每次加班时长，因此仅依据总加班时长计算加班工资缺乏合理性。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认定加班事实不成立并无不当，维持原判。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电子数据包括即时通信信息（如微信聊天记录、钉钉消息、手机短信息等）、网络平台信息（如微博、博客）、存储于电子介质中的文件（如文档、图片、音视频）等。
同时，电子证据须保证自形成时未被篡改，且能够随时调取。如钉钉打卡记录要保留完整的时间戳，若聊天记录存在删减，也可能会被认为不完整而被排除。此外，证据还须与待证事实直接相关，例如微信转账记录要辅以聊天内容证明款项的性质，如果双方存在微信转账记录，且针对转账记录的聊天内容中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则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直接相关。
王雨琦建议，想要电子证据真正“开口说话”，需要在日常就注意保存和固定相关证据，及时备份并公证或通过第三方平台增强证明力。不可仅保存截图，而是要留存原始聊天界面及账号信息。对举证的策略，一般要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如结合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和书面合同，若对方否认证据真实性，可申请鉴定或要求平台协助调取数据。
“对于重要交易或承诺，可定期通过邮件、书面协议等方式确认，从而降低电子证据的孤立性风险。”王雨琦说，涉及劳动争议时，对一些电子证据如钉钉打卡记录，建议提前通过公司规章制度明确电子考勤的效力。
